共享空间已经荒芜数月了，一是感到没有什么可记的，二是好像也没有时间。每天收发各方来的资料、图片，看这些资料、图片已经很累了，已经只能挑着看了，游戏也很少玩了，还要抽出时间回看昨天有冲突的电视，那有时间弄这个空间！今天偶然打开，看到培玉和毛毛光临我的空间，我又想记一点最近的社会工作了。

自从晨练有了磁带，练友们都对我笑脸打招呼，多了不少朋友。我与一位在职的年轻朋友分担每天的操作，他从箱子里拿出来装好磁带，结束后我负责收藏（30公尺电线圈起来，连同录放机放到公园的储藏室内）。因为录放机是用的人家的，最近提出让我们自己去买一个。另外要有储藏的箱子。为此，我化了两天时间，去找管箱子的人，到第三天才找到，但箱子已经没有了。然后给她绕，什么规模最大、人数最多、时间最长（已有27年历史）等等。结果总算松动了，有一只箱子长久不用，但未交还公园，准备请示园长后把锁撬掉，另装新锁解决。兴奋之余，立即解决收录机。

在公园放的音量大、可以手提的老式录放机已经不是市面上能买到的了，经人指点，今日八时半出发，骑自行车到桂林公园附近去觅宝。

由于没有门牌、没有招牌，只知道大体地段的小区里的二楼，到相近地点，走群众路线，问。但问10个人10个不知道！后来问到一个年长的小区门卫，说在桂林公园对面有个无线电九厂可能有，但找到后九厂已经关门，变成一个商务楼，楼内有一个出售无线电器材的门市部，但已不销售我们需要的东西。还算巧，在询问间来了这店的经理，他很熟悉，给我讲在什么路什么超市的边上有一个小区，这个小区里面有我要的东西，问小区门卫就知道。按照他的指点找去，很顺利地找到了。上得二楼，里面已有五六个老人也在买这种录放机。290元一台，试听后立即成交。回到家里，已经一身臭汗。据店家说，他们所以还生产这种录放机，主要做学校的生意，光靠老人锻炼用，他们没有饭吃了，

 

 

“

今年是我和谭丽君结婚的52周年。

按照传统观念：婚姻是家庭产生的前提，家庭是缔结婚姻的结果。从领取了结婚证那天起，我们就组成一个小家庭了，尽管我们都还是读书的学生，各在各的班里上课，各住各的集体宿舍。我们家在青岛，上学是在上海，上海外国语学院。那是1957年，我27岁，作为老大不小的调干生，是允许结婚的。从那年那月那时起，我们这个小家庭，我和谭丽君，就捆在一起了，我们的命运也就和这个社会、和一次次的政治运动联在一起了。

 

结婚不久，灾难如期而至。我在班上写了一篇题为《鬼鸣》的小字报，为两名含冤自杀的同学鸣冤叫屈，辅导员很有共鸣，给推荐到校刊上。很快我就成为全校批判的重点人物，这篇361个印刷符号的大毒草被说成是向党进攻的361支毒箭。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，声讨的大喇叭震耳欲聋，特别是在大饭厅里吃饭的时候，众目睽睽，千手指指，你也不能不吃不喝了，在我，是自作自受，受不了也得受，可谭丽君也得跟着我承受这一切。那是我第一次经风雨，而且一上来就是狂风暴雨，直吓得心惊胆颤。

 

谭丽君比我小5岁，就是个学生，没有社会经历，更是不知所措。我知道这次是闯了大祸，说不定哪天夜里就抓走，这已经有先例了：我班上一个姓周的前不久就在半夜里被抓走，不知去向，也没有敢问的。我怕连累了谭丽君，几次三番动员她和我离婚，与我划清界限以求自保。她执意不肯：她摸透了我的脾气，知道我的想法，一旦了却此事，肯定会寻短见。我想也是，人不能只想着自己，上面还有父母，妻子还怀着我的孩子，我撒手而去，一走了之，并不难。可他们呢！人不能如此地不负责任！便让怀孕的妻子休学一年回青岛躲一躲，自己横下一条心，逆来顺受。大会批，小会斗，最可怕的是派了一名深谙此道的党员调干生一帮一专门伺候我，日夜兼程，软硬兼施，戳我的软肋，挤我的牙膏。

 

在此之前，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，三反五反、镇反肃反、反胡风反右倾乃至整风反右的前期，我全经历过，但那都是自己很快就过关，转身成了积极分子去整别人去了，如今轮到自己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不出点血是绝对混不过去的。为了能得到宽大处理，便在“交心运动”中挖空心思地、不惜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……有影没影地交代自己的“反动思想”，说我在思想上与储安平的“党天下”共鸣，同意“教授治校”论，什么厉害说什么，反正只是思想上共鸣，是心里偷着想的。我确实在鸣放时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，没有发过一次言，一开始反右我还是班上中心组领导成员。如今经不住一次一次地诱导，一点一点的挤牙膏，深挖细找，虱子多了不咬人，当时赚了个“态度还算老实”，可是白纸黑字往档案袋里一塞，犯下的就是“腹诽罪”，永远被视为异己！要不是极左思潮不起主导作用了（我不是说没有了），我这辈子连同我的子孙后代难说有出头之日了。后来，总算有贵人庇佑，（30年后有人告诉我）是系总支书记梅汉同志甘冒风险力排众议，考虑我解放以来从参军、参干、进团校，干了7年团的工作，一贯表现积极，说他的问题大多是他主动交代的，可以从宽处理。于是，我被开除团籍，政治上给予不及格，与校内的右派一起劳动改造；每逢星期天就到学院二部抬钢筋，上午从东场抬到西场，下午再从西场抬回东场，原封不动。我想，让我们扫扫院子也比这样折腾好，可是谁也没有说话。好歹熬到了毕业，经群众评议，党委批准，给了我政治及格，可以参加分配。若干年后，我四处打听梅汉同志的下落，哪怕是向她问一声好也好，得到的回音是这位新四军的革命老太太早就去世了！

 

我常常想，知识分子活该挨整，整人最厉害的也都是知识分子，文革时期在主席台左边就座的伯达康生春桥文元，哪个不是大知识分子？工人农民和老工农干部他们厚道的多，他们有先天的优势和革命的资历做资本，不大在乎捞那几根稻草，也不大有那么多的鬼心眼子。我的家庭几次遭难，表示同情和伸手援助的都是工人农民和老干部。当然，知识分子大都自身难保，也无能为力，你为了自保，在别人往井里下石的时候，你也跟着丢几块，倒也不差你那几块小石子（我就给落井者投过石头，但我从不抢先，也不会造谣）。可是有些人故意无中生有、栽赃陷害，他明明白白地知道不是那么回事，为了混充左派向上爬，非要置别人于死地，我与你上辈无怨今世无仇，你这样就不大好了。季羡林老先生说他一生奉行“不说假话，真话不全说”的为人之道，能做到这一点，可以称为当今圣人了。

 

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，1957—1958年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，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“中右”（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）。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是属于“内控”右派。要按当时的情况，给我戴帽、划我极右，都很正常，对此我也有思想准备。比我轻的戴上帽的有的是，与我同班的几个右派，抓起来筑海塘活活累死的有之，戴上军功章庄而严之地上吊自杀者有之，发配新疆劳改了大半辈子者有之。谭丽君说，你劳改，我陪着你，你坐牢，我等着你。斯时斯地斯情斯景，这样的一句话有多重啊！就凭这句话，我就能活了下来！在那个时代夫妻就此分手，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惨剧何止千百万齣！我是幸运的，我有个傻乎乎的痴情老婆。也意想不到地得到梅书记的保护。1959年毕业后我俩被分配回了山东，省人事厅的领导明着对我们说，谭丽君若想回青岛，可以，青岛有名额，朱赤得另行分配，如果你们非要在一起，那就都到聊城去。我看了看谭丽君，我们连商议都没商议，行，就到聊城去！那可是北三区，是出了名的苦地方。谭丽君是青岛生青岛长，大上海上的大学，解放前也是大家闺秀，当年也是个娇小姐，她却义无反顾。我们被分到聊城三中。就在这里干了整整25年，也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！

 

反右之后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整的服服帖帖（哪怕是心服口不服），没有敢炸毛的了，更何况像我这样的戴罪之人！说心里话，作为我们夫妻两口，结婚两年也有孩子了，可是一天也没有自己的小家。那时从济南到聊城要一整天的时间，这还得说是好天好地：先雇三轮拉到长途汽车站，搭上长途车到洛口，自己扛上行李，踏着没脚脖子的黄土上了轮渡，过黄河，到对岸换乘另一辆长途，一路摇摇摆摆，中间在某个站头吃顿饭，说不定司机师傅还得歇个晌儿，然后继续向前颠，到了聊城天色已晚，雇了地排车到达地区招待所天已大黑，招待所的同志说，过了饭时了，你们到路口副食部看看还有什么吃头，我们过去一看，那家店面也关门了，门旁有个牌子，上面三个字有两个不认识，第一个字是付出的“付”，第二个是“人”下面加个“十”字，第三个干脆就是一大耳朵偏旁了。饭虽然没吃上，可觉得这儿的简化字比较彻底，挺有意思。

 

次日，三中的大胶轮马车把我们从地区招待所接回学校，分给了一间大约15平方的宿舍，桌椅床凳脸盆架，一应俱全。因为没有双人床，特意在单人床边上加了一块木板，学校领导先后过来看望，告诉我们，这也就是办公室，吃饭有食堂，说你们是大城市来的，慢慢就习惯了，有什么要求只管说。我们大喜过望，决心以此为家，铺下身子干一辈子。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提倡的是西装革履打领带穿皮鞋，女生是烫头发穿旗袍布拉吉的。一到聊城，这套行头全没用了。入乡随俗，更何况我们还有着“原罪”的身份。老老实实，本本分分，不久就获得了好评，当上了教研组长，班主任，还当过一届基层人民代表，受聘为地区教育局的兼职教研员，到全地区8个县市去培训外语师资，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年年提升，文革前的升学率一直在80%以上，不要小看了这所学校，每年考入北大清华复旦同济哈工大的都不在少数，阎长贵（曾任江青秘书）、王富仁（北师大教授，鲁迅研究专家）都出自该校。  

 

学校党支部于1962年9月让我写一份“申辩材料”，由支部签署意见后发往上海外国语学院，要求对我的处分进行甄别，以便为发展我入党扫清障碍。我们俩口一合计，多了个心眼儿，可不敢冒这个险，对支部的信任深表感激，但觉得错误已是客观存在，便没有写一个字。饶是这样，文革中，党支部招降纳叛，漏网大右派朱赤要翻案，一时间闹得沸反盈天。

 

反右以后我给自己的座右铭就是：夹起尾巴做人，闭上臭嘴干活。后来我在办公桌旁的墙上用大头针钉上一只蝉，时时警示：噤若寒蝉，要学那后汉刘胜“隐情惜己，自同寒蝉”。这一点我还真是做到了。文革开始，大字报遮天盖地，人人都能被找出几句错话来，大字报贴了盖，盖了贴，闹了三五天了，居然还不见有揭发我的大字报。左派们沉不住气了，查！抄家！我那间15平方的小屋把地砖都起开，凡我写的东西，包括我1948—1958十一年一天都没有间断过的日记、来往书信、稿件、教案等等，片纸不留全部抄走，材料组集中兵力日夜审阅，结果一无所获。最后他们竟然昧着良心把我1951年在山东省团校学习时的思想小结中“翻观点”的话，掐头去尾拎出一句当成正话抛了出来，说我反动透顶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，而且不容分辩，一夜之间我就成了全校头号牛鬼蛇神。后来有位见过我的档案的老领导对我说，“你呀，太知识分子了，怎么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写进材料里哪？你不知道装进档案袋就抠不出来了吗？你是以赤子之心无话不可对党言，可那些东西也可以是定时炸弹呀，在一定的气候和某种需要的时候，它会爆炸的！”有了这个罪状垫底，再罗织其他，什么都能顺理成章。他们继续发动群众，调子已经定好了，只须望风捕影，无限上纲，在“一打三反”时终于找到一个由头把我弄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掐监入狱，一蹲就是小三年。

 

从1966年6月14日抄家始，到1970年3月16日被捕入狱，这将近4年的期间，我们两口子的身份就是“牛鬼儿”，谭丽君是“轻牛鬼儿”，除了劳动还不受别的罪，我是“重牛鬼儿”，要集中住牛棚，随时被揪斗，有一年左右的光景我被罚除厕所，全校散布在各个角落的厕所共有128个茅坑，我一个一个掏到粪车里，然后拉到粪场，和上泥土制成粪干，或是泥成粪堆。每次我拉着粪车到家属院里除粪，我娘就得哭一回，把孩子们叫进屋里，不愿意让孩子们看见爸爸竟然落到这般地步。我倒觉得这个活儿挺好，一没有人监视了，二行动相对自由了，起码累了可以让自己歇会儿抽袋烟。一次，外地的红卫兵来串连，见我等着他们出来清厕所，一个小女孩问我：“大爷，你是学校里的还是生产队里的？”我说我是“队儿”里的。我想我没有不老实，“队儿”一经儿化，就是“牛鬼队儿”了。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，每天的脏鞋脏衣服都是谭丽君给洗刷，还要偷着给弄点好吃的。在外边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回家有温软，有人安慰，日子就好过多了。1970年我被逮捕以后，谭丽君就被派去喂猪了，不说清扫猪圈给那6口大猪拌猪食，光是每天从大伙房往猪圈里担这38挑子泔水就够她呛的，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咬牙过来的。

 

谭丽君和我是同一天戴上高帽游街示众的。有生以来哪里受过这样的屈辱！一向人五人六，很有身份很体面的一对夫妻，突然间被红卫兵用树枝赶着满街跑。真是斯文扫地，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。士可杀不可辱，当天晚上我俩就打算一根绳上吊死算了，可是前后窗户上都有红卫兵监视着，我们就像在大庭广众下被剥个精光一样，睡在他们的面前。这种局面时紧时松，经常如此。有一次两个红卫兵头头在深更半夜里推门而入，我们两口赤着脚披着被单听他们训话。习以为常了，也就没皮没臊了。有一阵红卫兵们打派仗，就叫我们戴上高帽，挂上牌子，自己敲着铜锣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按规定路线，从学校到城里，绕着著名的光岳楼，然后经东大街穿过柳园集返回，这样半天就过去了。大街上戴高帽游街的多了，套一句时下俗不可耐的流行语：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。有时，顺便从集上捎点青菜萝卜什么的，农民弟兄体谅我弯不下腰，也腾不出手来，就用绳子捆好替我搭在肩上。这样的光景可谓古今中外史无前例，但不知道能绝后否？

 

狱中三年的非人生活，我不愿意再提它。我只是想说，人的生命力是很强的。人要死，要说容易很容易，要说不容易也真不容易。旺盛的生命力，对光明的渴望和对生的执著，终于使我挺了过来。在狱中，人身完全没有了自由，但思想可从来没有这么自由过。那所监狱没有放风一说，不准说话，除了睡觉和每天两次出号子解手以外，只许坐着，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，周而复始，绝无二致。但你可以拥有思索任何问题的权利，天马行空，九天九地，无任何干扰，无任何顾忌。我怎么想也觉得不对劲：好端端的这么一个党，难道就会一直这么折腾下去吗？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，偌大的中国还会留下多少人?我想不会老是这样的，总有明白过来的时候，总有明白人出来管管的。我象一个宗教徒一样虔诚地诵念着 “我们应该相信群众，我们应该相信党”，这十五个字如同我母亲老念叨的阿弥陀佛四字真言，是那时多少受苦受难的人们赖以存活的精神支柱。古人云：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，我总算没有心死！我没有丧失信心，没有绝望，正是这点力量支撑着我，才没有瘐死狱中，也没有自寻短见。

 

1971年国庆节前后，从每天早晨仅有的一次小喇叭全国联播中，我敏感地觉出有些异样，各国国庆贺电竟然不报收电人，公布新一套广播体操的社论中没有提“这是以谁为首以谁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大最大关怀”，批“小小老百姓”连着批“接班人的几项标准”（这一听就知道是林彪提过的），又从包东西的废报纸上字里行间看出些门道，我断定：林彪垮台了（狱中封锁任何消息，直到1972年底我出狱时,犯人们在狱中还继续地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哩）。我激动得浑身冒汗！因为我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的“主罪”就是“反对林彪做接班人，诅咒其早死”。其实，我也没有那个胆量敢去碰《公安六条》，那是1969年5月1日，在“牛鬼队”里见到整版报纸刊登着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大幅照片，有人说：毛主席真是神采奕奕。有人说：“林副主席看起来还没有毛主席的身体好，要是林副主席活不过毛主席，这接班人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用不着咱们操心。毛主席既然能选定林副主席为接班人，也可以再另选一个接班人嘛！”后来就演变成说我“咒骂林副主席，惟恐其不早死，并对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满，说应该再另选一个接班人”。不管怎么样吧，反正林副主席倒了，我就出头有日了，我让谭丽君把家里那本中、英、俄三种文字的《九大文献》送进来，在狱中拼命地读、背，把俄文和英文的译文，几乎能够背诵如流。我满怀希望，总有一天我还会用我的外文知识为人民服务的。就这样，还在里面又呆了一年零三个月。这正应了管理监狱的那位领导说的“你就是大风刮进来的，没有半年六个月你也别想出去”！

 

我入狱不久，被五花大绑拉出去参加公判大会，宣布以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的罪名实行逮捕，并押赴刑场作了一次陪绑，回来就得了急性大叶性肺炎，在我昏迷不醒的这三天里，狱医给我打针用药，醒来后看见谭丽君给我送来的东西：《毛主席语录》（里面夹着我俩的一张合影和5元钱）、牙膏牙刷、毛巾肥皂、枕套里装有几件换洗的衣裳、一条棉裤，一条她上学时一直铺着的旧毛毯，还有一双布鞋，鞋里衬着一双新垫子。我抽出鞋垫，一只鞋垫的后跟处有她用铅笔写的俄文 ЖДУ  ΤΕБЯ（“等着你”）两个词。我心如刀绞，泪如雨下，我不能死，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……我居然又一次死里逃生、活过来了。

 

这个大狱是个看守所，是羁押候审候判人犯的地方。这里不同于劳改场所，是不允许家属或任何人探视的。一年不判，一年不得见；五年不判，五年不得见。那年月在里面押上个三年五年不算一回事儿。在押人犯每月一次可以给家里写一张明信片，内容只限于索要什么东西。家属每月一次按照规定日期可以来送东西，所有的东西都须经过严格的检查，棉衣棉被都要拆开验看，任何食品一概禁止往里送。送东西的日子是犯人们最盼望的日子，也是犯人们最难过的日子。收到了东西，睹物思人，要难过，一个个泪眼扑簌，绞肠剜肚；收不到东西，惆怅失落，唉声叹气，更加难过。有的犯人常年不见有人来送东西，每逢这一天，连那一个仅有的窝窝头也难以下咽。我在狱中将近三年，无论春夏秋冬，雨雪风霜，我妻没有一次落下过。我入狱一年以后，我妻被从聊城三中赶到了北杨集公社中学。每次来给我送东西，舍不得坐车，那时家里没有自行车，她也不会骑自行车，来回要步行40多里路。她病了或是因故实在来不了，就叫我那十二岁的大女儿来。有一次我的眼镜架坏了，女儿用给她坐车和吃饭的的1元钱为我修好了眼镜架，自己只得饿着肚子走回去。天黑了，一家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奶奶在大门口翘首以待，好歹等回来了，搂着孙女儿泣不成声。我换出去拆洗的被子，蚊子血、臭虫血、跳蚤血和着我身上的血，把整个被里都染成了酱色，我妻抱着被子，嗅着我身上的体味，一路走，一路哭……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1972年，省里开了“南郊会议”，要消除派性，清理监狱。我被“无罪释放”，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1979年3月30日聊城地区公安局又作出“复查处理决定”：“经复查认定，实属冤案，予以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”。事有凑巧，第二天又收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团委关于撤销开除我的团籍的决定，让我就地补办退团手续。我问还须要补交团费吧，回答是“免了吧”。

 

此后，藉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一路顺风顺水，喜事连连：很快就晋升为我省首批特级教师。也有了发表文章的权利， 一时文思泉涌，写了不少东西。1984年开春，省委党校迫切需要外语教师，蒙当年省团校的老领导推荐，省委党校领导的厚爱，夫妻二人双双调入省委党校。痛惜往日之蹉跎，深感来日犹可追，尽心尽力，做了我们应做的工作。但有些许进步，都受到领导和学员的鼓励，多次受到表彰。1991年我退休后，由于研究生班的教学和编写教材的需要，我又接着工作了10年。恰在此期间，谭丽君因糖尿病视网膜脱落导致双目失明，病情发展迅猛，不到两年就已光感全无，四处求医，回天无力。工作重担，又添精神压力，整个家庭陷于困境。在校领导、老干部处、工会、妇联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下，我们调整心态，重新安排生活，我在家里一向习惯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，也逼着学会了做饭干家务和急救护理事项，几次挽救老伴于险境。自老伴失明，十八年如一日，吃喝穿戴，服药打针，包括修剪指甲，都得我照料。老伴的心境也渐渐适应，常常说：“要不是老头子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我早就完了。如今，我虽然两眼一抹黑，可心里却是亮堂堂的。” 谭丽君为了减轻我的负担，在家里摸索着做一切能做的活，依然操持着家务。二女一男和媳妇女婿们都很孝顺，他们正当壮年，都是单位骨干，我们平时不用他们，有事召之即来，来之能干。第三代两男一女，都很懂事，不断问安逗乐，逢年过节齐聚一堂，依然是一个幸福欢乐的家庭。

 

生活上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，可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以前想，有了钱，得了闲，得到处玩玩，如今托改革开放的福，时间有了，钱有了，可就是心有余力不足了，千佛山我们也爬不上去了，老干部组织旅游，稍微远一点我们就不敢去。谭丽君失明十八年了，我是只得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你得在家里守着她，她一个人在家就害怕，我只要在家里，哪怕我打我的电脑，根本不用管她，她就敢做她能做的事；我不在家，她就不敢动弹。只要出门，我就是她的拐棍儿，寸步不离。有时候我也烦的很，境内外有好几次机会邀请我去港澳台，食宿游人家全包，自己只要出路费就行了，我何尝不想去！可是老伴怎么办？谭丽君在我几次三番遭灭顶之灾的时候，无怨无悔，不离不弃，什么叫相濡以沫，什么叫以身相许！她的糖尿病有家族史，但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，我没有责任吗？她的失明与她当年精神刺激终日以泪洗面何尝没有关系！我着急了就闭上眼睛在屋里活动活动，东歪西倒，不是碰头就是撞墙，自己体验体验，便心平气和万念俱消了。如今自己虚岁也快八十了，而且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，老年人该有的我一样也不缺，也没有那个本事出去了。更何况我那老伴儿，交给谁我都不放心，让她跟着谁她也不塌实。子女能照顾你一时，不能成年价管你。老伴就是伴老的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万事如意的事是没有的。可平下心来想一想，退休后有这么好的待遇，这么好的医疗条件，这么好的环境，这么好的领导，你还想怎么着！照顾好老伴儿是谁都该做的事情，说到底还是私事，给单位里、社区里做点工作，也都是举手之劳的事，退休后的十几年来，校内外、省市区各级组织，和关心我们的同志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，多次获得了“五好家庭标兵”、“模范老人”、“文明市民”等等荣誉称号，自觉受之有愧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比比孔繁森、郑培民、牛玉儒等同志，他们是一心为公，全心全意为人民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，自己看见的只是眼皮子底下的一点事，自己做的那点事也没出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，实在是感到惭愧。今后应该尽量多地参加一些集体活动，力所能及地更多地为集体做些事情，使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充实一些。

 

家和万事兴的道理谁都知道，可真正做到——决非易事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难就难在狗头撕脑，纠缠不清。现如今就我们一般知识分子、一般公务员家庭来说，可以说是冻不着饿不着，风不着雨不着，国民党管不着，共产党不整咱，只要别自己找事儿，就有好日子过。可难就难在别自己找事上。我们年轻谈恋爱那会儿，党团组织管得严，群众眼睛雪亮雪亮的，生活会、检讨会动真格的。还有一系列文学著作的熏陶，什么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》，更不要说俄罗斯的经典如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车尔尼索夫斯基的《怎么办》，在在都在潜移默化你的灵魂，塑造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。思想行为还比较知道自律。还有那普希金的名句：爱情不只是花前月下，也有荆棘和泥泞。就算有点磕磕碰碰，也还禁得起折腾。我们老两口可以称得起是白头到老的患难夫妻了。但我们这一生也吵了无数的嘴，打过无数的架。我们深有体会，同患难易，共享乐难。人，没有吃不了的苦，有享不了的福。如今的社会里，因为娘家婆家钱多钱少打架的不太多了，因为谁向着哪个孩子而吵嘴的也基本没有了，多数是出在感情问题上。爱情是自私的，爱情具有排他性。这是不可否认的。但真正移情别恋、红杏出墙而且造成事实的恐怕也不多，如果真是那样并且铁了心肠不回头了，那也好办，一是好说好散，一是法院见面。遗憾的是大大的多数是互相猜忌，疑神疑鬼，望风捕影，嫉妒妄想，你这里打得死去活来，你就是出了人命，你那假想敌、第三者，人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哩。这也叫折腾。夫妻间最大的爱是信得过他（她），次大的爱是容得下他（她）。信，不用解释。容，有容乃大，你的心田要广袤，容许对方有想入非非的自由，有顺嘴一说痛快痛快嘴皮子的自由，不必要求对方整天作圣人状。有道是“闷头狗，敢下手”，越拿捏着越生分。两口子随随和和，亲亲热热的多好。避免无事找事，切忌烧香引鬼。自己给自己找不素净。容字旁加点水，溶化了他（她），再不，加点火，熔化了他（她），这都是克敌制胜的法宝，何不拿来一用？我们的党经不起再折腾了，我们的家庭也经不起折腾。这是我们老两口的肺腑之言，也是痛苦的经验之谈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是社会的基础。家不和谐，社会也难和谐，家不稳定，社会也难稳定。“折腾”二字本是个很普通的词儿，经总书记这么一提，就很耐人寻味了。愿与大家共勉，在家里也不折腾，精心培育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。唠唠叨叨，耽误大家的工夫了。谢谢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    朱   赤  2009-2-18”

早晨我锻炼的地方——东安公园，最近领操人之一王阿姨家中有事，另一领操人老招来找替身，结果推来推去，谁也不愿去，我只好勉为其难。我们做的易筋经共有三套，第一第三套短些，第二套长些，这样，79岁的老招领两套短的，78岁的我领一套长的。几天下来，压力挺大，开始第一天做后，当天晚上睡觉也不安稳了，老是在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只好吃安眠药片，以后几天好些，但在连数四个八拍时，往往有点气接不上的感觉。因为是一个大绿地周围有七八十人，声音要响，做得气喘嘘嘘。我现在正盼望王阿姨早点回来吧！

敢于实言的《炎黄春秋》所以能实言，能揭露党内的一些不正常现象，就是因为有一批老同志在支撑着杂志的工作。现在这个不化国家一分钱的研究会办的杂志，据说文化部来干涉它的人事了，说社长和一些主要负责人年龄太大，该换了。国内唯一一个能直言过去党犯的错误，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杂志，恐怕要挨软刀子了。但是这会激起一大批读者的反对。我们拭目以待！

 

 

小区改造采取推倒重建的方案，这是最有利于业主的方案了，绝大部分业主奔走相告，欢欣鼓舞。但仍有反对的，有些是声称无钱，重建后总要增加些面积，增加部分再便宜也无钱买；有些是年龄大的，目前住房条件可以，不想动了。估计这两部分人并不多，不会占25%。但总是不和谐音。

小女儿在九月送来一棵白兰花，是盆栽的，有一米左右高，天天有花开，香溢阳台，老伴还每天摘二棵挂在胸前。开了一个多月了，现在还在开花。但根据栽花知识，白兰花在十月下旬就应转入室内，这么大的盆、这么高的花无处可放。阿晶家里有个园子，可能还可以想想办法，但露天是无法过冬的，要搭一个暖房。我想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

 

 

从上海到到苏州仅化了45分钟，按照农家交待，在火车站乘69路公交车，找到后看到排队很长，估计要6、7辆车后才能轮到，如不要坐，马上可上，我们想不要坐了，立即上去。我们知道东山、西山、三山岛都在苏州的西南角上，要穿过一个市区，按上海这个特大城市计，穿过一个市区半小时到三刻钟也足够了。不料，过了20站，还有48个站头！合计要走68个站头，这真是罕见的公交车！由于是节日，车很挤，再巧遇有辆车抛锚，把这车上的人塞到我们车上来，结果像沙丁鱼罐头，挤得水泄不通，熬到西山宾馆站，开了整整三个小时。

下车后有预订的快艇接我们，十几分钟就到三山岛，快艇费110元。

上得岛来，进岛费45元/人，老人半票。农家的电瓶车已等在那里，几公钟就到了的农家--板壁峰旅社。

这个农家基本就是个旅社，共三层，标准房、夫妻房（一张大床）、三人房都有，总共三十多间，都有卫生间，用太阳能供热水，规定下午6-10时供热水洗澡。伙食还算可以，早晨稀饭、馒头、酱菜，外加一只鸡蛋，中午、晚上基本是三荤三素，太湖三白（白鱼、白虾、银鱼）每顿分着来。本地草鸡半只半只放在汤里上。打麻将免费，如果用电动麻将，每小时5元，我们免费的、电动的都玩过。

板壁峰是座秀丽的小山，因有板壁一样的山峰而得名，就在我们住地前面10多公尺就可上山。我与老伴早晨有晨练的习惯，有时上板壁峰找一块平坦的地方锻炼，有时在环岛公路上快走后面对太湖做操。

面对太湖，看着太阳慢慢升起，有时躲在云里，有时擦去云层，张开眼睛。猛然湖里一条大鱼跳出水面，又窜了回去，打断了我锻炼的节拍。这自然的美景，实在使人流连。

化50元雇一条机帆船，到湖心去欣赏五个景点，这景点说过就忘了，有印象的是十二生肖，在湖中小岛边上有一批天然石头，有的像虎，有的像狗，说了有点像，不说一个也不像。

化40元乘上可载6-8人的电瓶车，环岛兜一圈，看一看岛的全貌。其他的景点还有不少，但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我们走得最多的还是板壁峰，走遍了所有的小道，有一处需要跳跃而过，老伴也完成了这个动作。

太湖的蟹应该还是不错的，一天买了6只雌的，2。5两一只，30元一斤，让老扳加工，加工费2元一只。吃了都说一般，没有上海买的好吃。

回来那天是最累的，行李寄掉后逛观前街。这条街与上海的南京路差不多，是步行街，非常拥挤，逛商店是最累的，没有跑多少时间，我与老伴就在街上的凳子上坐上了，她们主要是淘丝绸产品，我们就买一些粽子糖、芝麻糖等特产就完事了。

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，回到家里，洗头洗澡，脱胎换骨，十时不到就睡着了。

 

 

 

 

三鹿奶粉事件出来后，马上说蒙牛、伊利、光明牛奶都有三聚氰胺，本来感到一箱箱买蛮方便的，现在不敢再吃了，今天大家商量今后吃当天的鲜牛奶或豆浆。现在确实食品问题很大，有个材料这么说：

“早晨起床，掀开黑心棉做的被子，用致癌牙膏刷完牙，喝杯过了期的碘超标还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，吃根柴油炸的洗衣粉油条，外加一个苏丹红咸蛋，在票贩子手里买张车票，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，九点三十分偷偷用山寨手机看股票从6124.04点跌到1240.46点，中午在餐馆点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的黄膳，再加一碟敌敌畏喷过的白菜，盛两碗杯陈化粮煮的毒米饭；晚上蒸一盘病的瘦肉精养大的死猪肉做的腊肉，沾上点毛发勾兑的毒酱油，夹两片大粪水浸泡的臭豆腐，还有用福尔马林泡过的凉拌海蜇皮，抓两个添加了漂viper和吊白块的大馒头，还喝上两杯富含甲醇的白酒。唉……这日子过的真是那个爽!!!这是一个中国人幸福的一天。”

为什么没有听到发达国家有这类事情发生？这还是个法制问题，这种危及生命安全的有毒食品，一旦发现，应当严加惩处，主要责任人不判死刑也要判无期徒刑！

 

 

 

1936年4月26日，赵丹、唐纳、顾而已这三位好友，特邀陶行知的好友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，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，报端披露后，顿成上海市民酒后饭余谈论的一大艳事。然而密月未满，江青和唐纳即发生婚变。江青借口返乡探亲，迟迟不归上海。当唐纳追到山东，江青之姐告已到天津找原同居者俞启威去了。唐纳愤恨失望之极，在给江青留下遗书后在济南一家旅社服毒自尽。幸而及时发现获救。而那封留给“阿苹”的哀艳凄绝的绝命书被好事者公之于世，上海各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均有披载，致使海内哄传，妇孺皆知。陶行知从报纸得知唐纳自尽未遂的消息后，出于对年青朋友的关心，写了一首《送给唐纳先生》的诗，以劝勉对方：

听说你寻死，

我为你担心！

您要知道：

蓝苹是蓝苹，

不是属于您。

您既陶醉在电影，

又如何把她占领？

为什么来到世界上？

也要问一个分明。

人生为一大事来，

爱情是否山绝顶？

如果您爱她，她还爱您，

谁也高兴听喜讯。

如果您爱她，她不再爱您，

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。

夜莺不比燕子，

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。

如果拖泥带水，

不如死了您的心。

如果她不爱您，而您还爱她，

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灵。

把一颗爱她的心，

移到她所爱的幸运。

现在的时代不同了，

我想说给您听，

为个人而活，

活得不高兴；

为个人而死，

死得不干净。

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，

才值得我们去拼命。

若是为意气拼命，

为名利拼命，

为恋爱拼命，

问我们究有几条命？

尽管诗中对变情者并无苛责之词，但将江青比作另找“门庭”的夜莺，是绝对冒犯江青之词。于是，这首小诗便成为江青必欲报复消恨的事由。

（摘自《历史谜案揭秘》）

 

 

 

 

 

在改革开放以前，职工的工资福利企业优于事业单位，事业单位优于政府机关。同样的学历、资历，企业的工资和福利都要比事业单位高一点；事业单位与政府机关，工资差不多，福利则事业单位要好一点。现在反过来了，公务员比事业单位、企业单位都要好，事业又比企业好，退休人员也一样。

这种改变，企业单位差比较好理解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除垄断企业外，大部经营不好，关停并转，中企搞不过合资的，合资的搞不过外企。但事业单位与公务员的差距，完全是人为的。为了不至贪污受贿，就提高公务员的工资，就像清朝时的养廉银子。但是，提高了工资福利照样贪污受贿，现在清清白白的官员已经不多了，大有大的门道，小有小的路子，五花八门，只要有一点权力，就会把权力化作金钱。怪不得现在公务员考试弄弄就是几十万，我在学校时知道，要调一个教师、干部到教委去，谁也不愿意的。

在职的和退休的都一样，公务员比事业单位优越许多，这种现象是不会长久的。高校的教师总会起来造反的。复旦大学几百名教授、院士已经联名上书，其他学校也会呼应的。